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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喜歡做夢——不切實際的夢，至今已過不惑，卻愈加強烈。

對于從文革災難之年過來的普通農村人，一生可能最喜歡做的夢就是衣食住行了。

留在大腦中最早、最深切、延續時間最長的夢當是“吃”。記得那是很小很小的時候，農村糧食嚴重不能滿足需要，合作社按照每戶農民所掙的工分多少和家中孩子年齡大小計發口糧。那段恐怖的日子可以說是每天都度日如年。由于我的家中兄弟姊妹較多，分發到的糧食人均占有量更少，每天生活只吃兩頓：一頓雜糧飯勉強吃飽，一頓糊糊或紅薯湯充數。每天嘴中喊得最多的字是“餓”，大腦中想得最多的字是“吃”。在五年的小學生活中，我時時讀書都在夢想：要是每天能吃三頓飯多好啊！

總算蒼天有眼，農村土地下放到戶，我也考進了初中的學堂。雖然每天讀書起早摸黑往返要走三十多里山路，但至少一天可以吃三頓飯了，我也為此高興了很長一段時間。隨著初中學習生活的展開，班上兩大陣營——街上人與農村人對立的情形日趨明顯。中午飯都是每位同學從家中帶來的，農村學生帶來的都是素飯或者稀粥，街上學生帶來的午飯豐富多彩，有我們這些農村孩子盼年盼月才可能嘗到的肉食。也正因為“吃”的巨大差異，農村學生在那個時代始終是卑微的、遭人欺負的。老師和家長都用將來是選擇吃飯還是吃肉、穿草鞋還是穿皮鞋來激勵我們這些讀書的孩子。也許是“吃”的原始欲望，也許是教育的作用，也許是等級的刺激，當年我們班直接考上高中的幾個孩子全是農村娃。

隨著農民生產生活積極性的進一步提高，到我讀高中時節，家中已經有了少量的糧食結余，每天吃飽飯已經不再是讓人擔憂的話題。但城鄉生活的巨大差異在我們這群住校學生每日的飯碗中表現非常明顯：農村學生中午飯碗里是五分錢或一毛錢的素菜；街上學生則是三毛錢的豬肝或四毛錢的瘦肉。每天面對這樣的情景，我心中總是這樣憧憬著：要是將來哪一天我也能吃得這么好該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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